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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临的许多房子，都大门洞开，屋中零乱地放着衣物，只是没有了主人。靠近基督教堂左侧有个院很整洁。屋中扔着打开的皮箱，箱中有军装、皮衣和成套的银餐具，桌上还放着一块金怀表，表针仍在走着……
我们在洛阳停留了有一周左右。这些屋子始终大门敞着，数不清有多少军人来参观过。但衣服仍在打开的皮箱中放着，表仍摆在桌上，只是表针停了。呆呆的士兵寸步未离原地，那碗水和半个馒头纹丝没动。只是过了两天他躺下，眼仍然睁得很大。
在集中围歼固守洛阳师范的206师时，蒋介石派遣的大批增援部队已经渐向洛阳靠拢。司令部决定消灭了守敌即刻撤离洛阳城区。我们的任务是在撤离之前在洛阳城内外，所有的大街小巷写满标语，宣传我们的政策，对敌人再展开一次攻心战。那些天春雨绵绵，我们从天明到天黑都提着石灰桶和排笔，在地雷和冷枪空隙中，架梯子，登板凳从东门到西门，从城外到城内写了数不清的标语。到我们撤出洛阳时，随便走到哪条街上，抬头一看都是“打到南京去，解放全中国！”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，反对专制独裁，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！”等标语。
一周后，3月初的一天我们撤离洛阳。几天来一直下雨，那天忽然变作了鹅毛大雪。经过十字路口时我看到那个士兵仍躺在原处，脸上已积了一层雪。碗和半个馒头也被雪掩住了。
在洛阳我没挂彩，撤出洛阳却受了伤。原因是在临撤退我们每人发一双缴获来的青年军的长筒胶底军靴。又漂亮又结实还防水。背着它太沉，我把自己布底鞋扔了换上它穿着上了路，哪晓得这东西适合美国兵坐汽车穿，不适合我们穿着它长行军打运动战。走出洛阳刚到龙门脚就打了泡，等第二天到达伊川，想脱已脱不下来，咬牙脱下时，两脚已被磨得血肉模糊。
不久在军队的报纸上看到英雄营长张明写了篇文章，题目是“桌上的表”。写的是洛阳城内一家人走空后，桌上放着只表，到我军撤离那表还放在桌上。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就是我见到的那一块。洛阳城内这类现象很多。
我打过许多仗，景象最残酷、纪律最严明的是洛阳这一战。事隔40余年后我仍想再去看看，但看到的已是一个新洛阳。惟一没有变化的还是那块“孔子问礼处”的石碑。
参加过洛阳战役，后来成了作家的人很有几个，茹志鹃、白桦、叶楠、徐怀中……我希望有一天这些人能在洛阳有次聚会，重温一下年轻时的战斗历程。
忆河南
按“四舍五入”，过了年我就叫70来岁的人。我想活得稍松快点，不再应一切约稿。正这时朋友约我为郑州晚报写点什么。1949年前，我随叶飞将军从鲁南转移到了河南。打许昌，打杞县，进洛阳，进开封，在这中原大地足呆了有一年多，与河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，积下了一份不浅的感情。这个稿看样不写不行。
正经八板的写作有困难，就扯几句闲篇，与读者叙旧。
一谈到风沙人们总爱联想内蒙古草原，新疆戈壁。我却联想到河南黄泛区。1948年春天我们从扶沟去西华，是夜间行军。出发前起了风。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。人走在路上如同陷入了沙窝，其沙细如精粉，无孔不入。不仅睁不开眼，连鼻子带嘴都蒙上布才能呼吸，只好在头上包上件军装，留条细缝看着前边人的后背，紧跟着它前进。顶风时迈一步都要使九牛二虎之劲，顺风时看见前边的人停下来，想刹脚又刹不住，先撞人后背，自己后背再被人撞上。漫天黄沙既看不清左右上下，又辨不出东西南北，命运全托付给了带路的向导。这向导沉默不语，只是弯着身子带路。走几里地停下来辨认一下，随后往左一拐或是往右一拐，又接着往下走。这样不断改变路线走了一夜。天亮后看到前边有个村子，越看越眼熟，好像曾经什么时候住过。走近了一看，原来就是昨天晚上出发的地点。这时向导才哭叽叽地说求饶：“大军同志，说实话吧。昨天出村不远我就转向了，想找到正路，始终没找出来。怕你们生气我没敢说！”
我们就只好进村中休息。村中房子有两类。少数是房顶与地面一样高，甚至陷在地面之下。先下台阶再进屋门。这是黄水淹过，从泥沙中挖出来的旧房；多数是草顶，木杆，芦苇糊泥的棚屋。这是新搭起来的住屋。房屋陷在地下之处，其田地系被泥沙淤积，尚可耕种；搭棚屋者是熟土被黄水冲走，露出来的只有沙礓，其硬如石，种地时连犁铧都要碰断。不管那种房屋，都是家徒四壁，有的全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。山东农村，再穷的地方也还能烧个热炕，不烧炕总还能找点草搭地铺。可这里连铺草都没有。因为沙礓上寸草不生。老乡们拿到救济粮舍不得，要把它卖了换成红薯叶，这样可以多吃几顿。农民们穿得更是奇特，不少人穿西装，纯粹是进口货。不过既长大又破旧，腰上扎根绳子代替纽扣。原来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救济品。西方人捐赠的救济品也有新东西、好东西。但都叫国民党政府官员自己留下了。发到老百姓手中的就剩下了这些破烂衣。我们祖宗的发祥地，一度就成了这样赤贫，刮起沙漠戈壁般的暴风。
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河南淳朴敦厚的民风，河南人是有文化传统的。人穷而不失礼。在村头碰见个拾粪的，那怕他两天都没揭锅，也要客气地说声：“到家里喝汤？”
过去中国人穷，把吃饱肚子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，所以人们见面，最讲礼貌的问候就是：“吃了没有？”惟独河南人却问：“喝汤没有？”或许这是风习上、语言上的差别。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河南生活更为穷苦的反映。没有足够的粮食做干粮，只能吃流食。也许我理解错了，但错得有理。
我已近半个世纪没到河南黄泛区。不管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有过多少失误，却相信它绝不再是当年我见到的景象。如果今天河南人们见面还问：“喝汤？”可能其汤的原料已作彻底改变。老年人喝汤为了保健，女士们喝汤为了减肥，这决不会再作那样的误解。
从陈家白庄走出的文艺家
最近山东临沂罗庄政协的乡亲来信，说他们要编本村的“文史资料”，问我能不能写点东西。我放下手中正写的稿子，回忆起陈家白庄来。陈家白庄是罗庄属下一部分。这个村不大，但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艺术家却有一大串：音乐家、戏剧家、诗人、作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电影明星……应有尽有！
因为这里曾是“新四军、山东军区文工团”(简称军文工团)的驻地。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陈毅同志率新四军部队北上，与山东军区司令合并，他身兼代军长和军区司令，军部和军区司令部就设在临沂。这时正是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充满和平气氛时期，毛**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。马歇尔、周恩来、张治中三人负责维和的“军调执行小组”经常派人来临沂搞联络，联合国善后救济小组在临沂设办事处分配救济物资。地方上忙于减租减息发展生产，部队动员精简复原，准备整编。文工团宣传教育，接待交流工作忙得热火朝天，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城里，军部分配的驻地就在临沂城中心。转过年来进入1946年，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，丢开政协决议要召开伪“国大”，局势骤然紧张起来，城里驻军已不适宜，开始向乡下疏散，新四军领导机关驻到城南罗庄一带。我们移到属罗庄乡的陈家白庄。
陈家白庄的老乡对文工团热情欢迎。各家房东就把房子腾空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大部队到达时村干部们把铺草都给预备好了。全村群众都到村前夹道欢迎。我们班住在村中间偏西一个夹道北头，有三间正房、三间东屋、两间西屋。房东大娘和他儿子住正房，我们全班住三间西屋，东屋住的是两位刚从滨海调到我团写剧本的老同志。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了上影著名导演傅超武。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儿子两人，大娘年岁已大，重劳动活都是儿子一人干，院子里原来比较脏乱。我们住进后，按传统把挑水扫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来。正房檐下挂了木箱，养了不少鸽子，原来正房窗台上下鸽子粪成堆，我们来后每天都给扫得干干净净，还把鸽子粪给堆到一块替房东积肥。大娘高兴得合不上嘴，赶上星期天我们改善生活领回面、肉包饺子，她都抢着为我们帮忙。平时我们在院中活动，老大娘就坐到门槛上看。我们练歌她当听众，我们聊天她捡笑。
“新四军、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”，在当时可算是山东根据地最高文艺团体之一，其成员既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，也有来自上海、北京、济南的专家名人。原团长陆万美曾担任过“抗演六队”队长，后来接替他的张望同志是老新四军。著名的作曲家李淦(水金)是我们的教导员。副团长黄灿出身于元老级话剧团体“南国社”。下边的人也不弱，以“戏剧股”来说，股长白文来自上海，苦干剧团的台柱之一，和石挥、张伐、黄宗江等同为“苦干剧团”的台柱；副股长是新四军中的艺术骨干，能导能演，红遍苏中、苏北，建国后当过两个部副部长的丁峤；郑重是40年代红遍南北的电影明星，布加里是闻名鲁中鲁南根据地的革命艺术家……在他们指导、带动下，一批年轻同志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锻炼，已显露出艺术才能。其中不少人在建国后成了各自领域的名家。如画家彭彬，诗人顾工，音乐界名指挥胡德枫，女高音歌唱家马旋，书法家姜东舒，电影女导演董克娜，电影演员铁牛，李玲君，孙永平……
文工团在陈家白庄这段时期，有几件事值得一记：
一是迎接东江纵队。1946年夏季，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和平严格执行和谈协议，把坚持在广东抗战的东江纵队调遣到山东来。山东军民出于对广东同志忍痛离乡的同情与敬佩，作了充分迎接准备。东江纵队是乘美国军舰由广东到烟台的。有人在船上受美国海军的歧视与慢待，同志们为顾全大局忍住了满腔愤怒。登陆后步行由胶东开往临沂，几百里路程；沿途都是彩棚戏台，欢迎的队伍不断，慰问的歌声不停，相比之下山东军民阶级感情令东江儿女由衷感动。军文工团的演出点设在临沂城东四十里的相公庄，舞台就搭在大路边。连续为过路的东江纵队官兵演出了一星期。常常是台上演出台下喊号，官兵们用现学的北方话：“谢谢新戏官(新四军)的同记(志)们啦，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期(齐)保卫山东解放区，我们还要打肥老嘎去(打回老家去)……”他们的革命信念也激励了山东军民并肩战斗的决心。
二是文工团鼓励大家除在本职工作上精益求精外，业余时间也用来勤学苦练以增加点修养与能力。有人练歌，有人练画，有人学习写作。白文在这里写出他头一个剧本《五莲山》，顾工在这里写出了头一个《发洋财》，董克娜、铁牛、李玲君、孙永平都是在这里第一次登上舞台的。
三，文工团把陈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。排了新戏，照例先演给乡亲们看一场，听取大家意见，然后才正式到部队演出。乡亲们在看文工团节目中也提高了觉悟，当年秋天翻身群众掀起参军热潮时，陈家白庄一次有十来个青年参军，全被我们文工团接受。参军青年披红戴花，骑上扎了红绸带的马；文工团同志组成乐队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，从陈家白庄出发往南往西到罗庄一带游行一圈。出村时参军青年从各自家中由乡亲送出来，回村时文工团领导带队迎接到欢迎大会会场，老同志帮他们换上军装，陪他们参加欢迎宴会，新同志亲属和村干部全被请入席。从这天起陈家白庄才有人走进艺术队伍，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了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工作的乐手、电影从业者和艺术家。也有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甚至光荣负伤落下残疾后，转业还乡的，他们回乡后又在家乡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。如我的老战友陈进田、陈宝田，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，如今仍在为建设家乡而奋斗不息。
前几年我和老战友顾工一起回陈家白庄看了一下，回北京后丁峤、马旋、彭彬都向我们打听老乡们的情况。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只要一息尚存，绝不会忘记和罗庄一带人民血肉相连的情义。
战友陈金河
我在写战友朱彤心的时候，联想起另一位战友，名叫陈金河。
陈金河从1946年10月参加我们文工团，到1948年负伤离队，总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。可我认识他不止两年多。他参军之前我们团住在他们村，我就住在他家，对他有些了解。解放战争开始后，部队扩军，白村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军，他没报名。我们批准了三个人，当然也没有他。那三个新战士入伍的时候，村里组织高跷队欢送，我们组织秧歌队迎接。本村青年参加驻在本村的部队，没多远路可走，拉不开阵势，只好给新战士披上红绸戴上花，骑上高头大马，在周围几个村子游行，回到本村，再由我们部队迎接。陈金河是个玩社火的能手。能翻跟头，会蝎子爬。踩在高跷上能来鹞子翻身劈大叉。他扮白蛇，扮相又美，身段又活。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。不论到哪个村，大姑娘小媳妇眼睛只往他身上盯，参军的青年倒成了为他壮威的。陈金河扭得很愉快，很尽兴，丝毫没有羡慕和妒忌几个新、战士的神色。
过了一个多月，部队开拔了。我们是文工团，要带幕布、汽灯、服装之类，难免需用民夫。村公所派夫时，陈金河争着要参加，说：“住的怪热乎的，送他们一程。”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，60里地。第二天他们回去，再由宿营的村子另派新人。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时，陈金河不肯走，说：“我腿脚好，再送一程。”于是他留下来，和新来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们一程。第三天我们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。他又说：“反正还剩二三十里地了，送到算吧。”又送了半天，他是老熟人，又如此热情，又好像对待一般民夫那样，开个证明就让他走。团长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，晚上请顿牙祭。晚上吃饭时，把他的三个老乡找了来，把原住在他家的我们几个人也找了来。饭菜放在院子里一盘磨上，大家围着磨盘站着，每人撅了两根秫秸箭秆当筷子。
丁世雄说：“金河，你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，现在弄得我们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……”
陈金河说：“分啥手？打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！”
丁世雄还以为他说笑话。就说：“说得轻巧，那你当初怎么没报名参军？”
“我报名你要我吗？”陈金河正经地问。
丁世雄觉得他要来真的了，忙说：“不行，咱不敢要。你是独子，你妈又从年轻守寡……”
“我知道就是这么个事，我义务长期支前，你管不着吧？”
丁世雄是善于开着玩笑处理严肃问题的，就故意把脸一板说：“支前要有乡政府证明，拿证明来，咱欢迎，没证明，回去。叫伙房给你十个馍馍当干粮，拿着路上吃。”
陈金河从怀里掏出个纸条条，啪的一声放在磨盘上说：“给你证明，安排我的住处吧！”
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开纸条，大家围上去看，当真盖着红色大印，是乡公所开的证明。上写：“陈金河自愿支前当民工，希文工团分配工作，期限两个月。在此期间政府按支前人员待遇照顾其家庭生活……”
证明信是真的。估计这信的来路多少有点蹊跷，但已相隔了200来里地，无法去查询了，只好先把他留下。从此陈金河就当上了民工组长。文工团经常有两三个民工，不断替换，陈金河就专门招呼这些民工行军、吃饭、住宿。他自己也挑一个担子，专担团里的文件箱和团长的背包。团里几次动员他回去，他都说：“还没到两个月呢！”战争形势发展很快。将近两个月时，我们已转战到了胶济线，而临沂则成了敌占区。陈金河明摆着回不去了。他仍是不声不响担那副担子，既不提回家、也不提参军的事。反正开饭一块吃，行军一。路走，同志们又送了他一身旧军装，实在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。终于有一天，团长撑不住了，把我们班的人和白村参军的三位战士(两个炊事员，一个饲养员)找去说：“你们看，是不是让陈金河入伍好呢？”
我们说：“当然应该叫他入伍。”
团长说：“可他参了军，家中就剩他娘一个人……”
炊事员陈友河说：“他来时就没打算回去，他娘同意了的。”
饲养员陈宝河说：“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。倒是他娘养活他的时候多，他娘乐得他出来呢！”
他这一说，大伙才有点醒悟。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。对陈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，他家只有一亩多地。按说地越少、越该伺弄得仔细，可他却马马虎虎，锄的不勤，收的不净。麦秋过后小孩上他地里捡麦的最多，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搂地瓜的人也最多，人们问他：
“你怎不经心务庄稼？”他说：“猴腚大点地，再精细能多打几升粮食？费那事干球？”
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纺花、织布、缝盖帘、编筐篓维持。他对他娘的劳作也很少帮忙。他娘倒是很壮实，很乐天，爱说笑，爱助人，虽然缺吃少穿，脸上却从不带愁苦相，也从没听她抱怨过儿子不成才。陈金河种庄稼不在意，但干“闲事”很有点门道，追个兔子，打个黄鼬，捕鱼摸虾，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。
1945年腊月二十五，我去司令部送信。回来时天黑了，又下着小雪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。白村庄北，有一片柏树林，中间有座大坟头像个小山包，村人习惯称它叫“杨家罐”(也许是“棺”的讹音)，据说埋的是个明朝大官，叫“杨祭祀”，祭祀是什么官，谁也弄不大清。总之那片柏树林阴森森，尽管我背着条马枪，走到那儿还是头皮发紧。正走着，就听树林里有人喊道：“谁？”
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把枪端起，拉了下栓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坟地里就又喊了一声：“你是小邓吧？”
我听出是陈金河了，就放下枪问：“你干啥吓人呼呼的？”
他喊：“你过来，快紧着，帮我个忙！”
我问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他说：“在杨家罐下边。”
“你过来迎我呀，这么黑，我瞧不见你！”
“我站不起来，能站起来还喊你干熊？”
我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发现他在坟边坐着，背紧紧靠着坟包。
我说：“你咋了？腿伤了？”
他小声说：“嘘！我腚底下这个洞里有四个狐狸。我一个人抓不过来。想等个过路的帮忙，等了一个时辰过来个妇道人家，我一喊她倒吓跑了。又等了一个时辰才听见人声。原来是你。我的腿冻木了，腚也叫它们挠破了……”
他叫我在一边堵着口，解下裤带来。抬一下屁股，底下吱的一声，他掐住一个狐狸的脖子，用腰带拴上拖了出来。又一抬屁股，又拖出来一个来，用腰带的另一头拴了。第三个没腰带了，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来，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几下，狐狸不动了。可就在摔这第三只的时候，另一只从我这边蹿了出来，我抓住它尾巴，狐狸回头咬了我一口。我一疼撤了手，叫它连蹿带跳地跑了。
陈金河跺着脚说：“你咋这么熊包！叫你帮忙，你倒坏了我个事。”
我舔着手上的伤口说：“你没瞧见手都给咬破了！”
“咬破手算啥，过两天自己就长好了，我裤子还叫它挠破了呢，裤子破了可得花钱买哩！”
我说：“你抓到三个也行了。咋这么贪心？”
他说：“这是一窝，要抓就得全抓住，跑一个将来它要报仇的！我受过它们报复……你没看见吗？凡抓野物的人，没有不穷死的，它们祟乱你！”
我笑道：“你既迷信，为啥还抓这几个？”
“我想不干了，可拿啥过年呢？”他无可奈何地说，“你没见俺娘这几天那愁苦相么？”
他把三条狐狸剥了，皮卖给合作社，一半钱给他娘过年，四分之一买了胭粉参加办高跷。还有四分之一想买药治屁股(屁股真的叫狐狸挠下几块肉去)。我们的卫生员免费替他抹了二百二。他就拿这钱做了条裤子。他娘织布，他却不用他娘的布做。他说：“老人织布是卖的，不是给我穿的。我的穿戴，我个人想法儿。”
大家议论了一阵，一致赞成吸收陈金河入伍。又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，就决定了。丁世雄叫人把陈金河找来说：“组织上要我动员你参军，你自己同意不同意？有什么意见？”
他以为陈金河会跳起来说些感谢的话的。可陈金河满没动声色，反倒说：“领导要下了决心呢，我现在就入伍。要还想考验一阵呢，也没啥，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。”
“你还蛮有主意啊！”
“没主意早叫你打发回去啦！”
他的职务是通讯员。只管照顾丁世雄的生活。演出的时候拉大幕，点汽灯。配效果，要演只喊一个“杀”字，端着枪冲锋的群众演员，他都抢着干。还跟着大家练声、唱合唱，并且用白报纸钉了个本儿，学着美术组的样儿画速写。他唱的、画的都不像样儿，没露出在这方面的什么天分。显然踩高跷时那点灵透劲真拿到专业团体来说不顶用。点汽灯，演幻灯。钉布景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，既有兴趣，也有才能。打枣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柴油发电机，灯光组长小江跟他两个人鼓捣了一天半，居然把它弄转了，而且接上线，点亮了好几个电灯袍。新年联欢会上，他们就用这几个灯泡照明，演了一场晚会，虽然没有汽灯亮(光线总是红的)，可是真正的“电灯”，一按就亮，再一按又灭了。这本身就是节目，给台上台下的人都带来了愉快。后来要进沂蒙山打运动战，这个笨重的现代化设备只好扔掉，陈金河为此还掉了泪。
电灯事件引起团里对陈金河重视。朱彤心建议把他转为文工团员。文工团员一般享受班排级待遇，算是“提干”。在战斗部队，打仗升个班排长不是问题。文工团不行，要么得有“特殊贡献”，要么得熬到一定时间，大家一块升级。陈金河表现不错，可不能算是“特殊贡献”，只好先把他调到灯光组工作，仍是通讯员的职务。从此他归灯光组长小江领导。
小江虽也是由通讯员提上来的，但他资格老，军龄长，又得过朱彤心的技术真传，就时常在陈金河面前摆架子。往往为了点小事就把陈金河训斥一顿。我们看不过去，没少给小江提意见，陈金河却处之泰然。随便小江多粗暴。他都不顶撞。
一天晚上行军时，我和陈金河一块跟着骡子照顾病号，在路上谈了起来。我说他表现得很好，能忍住小江的乱发脾气，这不容易。
他说：“跟人学本事，受这点气算个熊！比旧社会当学徒的强多了。我要没这点打算，还不参加你们文工团哩。”
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加文工团，他说：“从大里说呢，是要革命，打倒反动派，建立新中国，穷人不受压迫剥削。不过这是官话，谁都这么说。往小里说，我自己有自己个人的打算，想改改门风。”
“咋叫改门风？”
他从他爷爷那辈讲起来。
北方农村，一般都以多数居民的姓氏为村名。村民大部分姓张，就叫“张庄”，大部分姓李，就叫李庄。为什么他们村都姓陈，不叫“陈庄”而叫“白庄”呢？因为早年这村上有几家靠抄纸为生，墙上用石灰抹平，为的是晾纸。他爷爷那辈就抄过纸，自己有碾子有牲口，生活很不错。
“你在俺家住过。日子不富裕，房子能这么宽敞么？”
他家确实房子宽敞，有三间北屋、两间西屋、两间东屋。不过，三间北屋房顶上的瓦已揭下卖了，苫上了草。东屋山墙从顶到底一道大裂缝，除去放破烂。派不上别的用场。我们住他的西屋。西屋虽没裂缝，可缺窗户少门。我们挂了个草帘挡风，扎了几根秫秸把糊上纸当窗户。
他说自从民国十几年，城里的财主办了个机器纸厂，造的纸又白又薄又便宜，把这些土纸作坊顶黄了，他家才败落下来。他爷本不靠种地养家，就没置下多少地。死的时候除了留下这宅子，只留下十来亩地。十来亩地，如果好好伺弄，也还可以维持中农水平。他爹受了他爷的影响，认为在土坷垃里刨食难有大出息，就把地卖了与人合伙做生意，往山里贩骡马，从山里往外收药材。开头几年干的还得手。可在日本进来那年，路上碰上了劫道的。三个劫道的拿着砍刀、扎枪劫他们四五个。别人一见，扔下财物就逃命了，没伤着人，他爹捂着钱袋不肯撒手，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阵，叫人用扎枪捅破肚子，挑出肠子来才把钱袋给夺去。
劫道的说：“朋友，咱是谋财不害命的，你早放明白点，何苦伤这和气呢？”
他爹说：“朋友，我不挣巴两下，身上见见红，我跟我自己交待不过去，这样我才心安。”
劫道的见他有骨气，扔下十元大洋，叫他当盘缠，雇个脚回来。他没舍的花这十元大洋，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，用手捂着伤口走回家来。
金河他爹回家后又卖了三亩地，请个老中医给他治伤。治了八九个月，大体上好了。老医生嘱咐他第一不要干费力的活儿，第二不能暴饮暴食，尤其不能吃肉。金河爹是个头脑活、肚量大的人。不能长途贩运，不能种地，总能找到谋生之路，他把喂的两口猪杀了，让金河娘蒸包子，他在集上看摊卖包子。这使他维持住了家庭生活，并且没费多大力气。守住了医生提的第一条戒律。可他没想到，卖肉包子对于一个忌口的人，也是个危险的行业。冒着热气，散着肉香的白面大包子，每时每刻朝他投出诱惑。胃口的翻动使人很难做到“拒腐蚀，永不沾”。果然，熬到八个月头上他熬不住了。趁金河娘没看见把一个破了皮的包子塞进了嘴里。果然就创口崩裂一命呜呼。这事在医学上说得通说不通另当别论，反正金河爹死了。临死留下了两句话：一是劝金河娘早点嫁人，带着他留下那点财产嫁个实诚人；二是孩子大了叫他闯世界，别死守着坷垃受穷。他说：“靠老实种地是熬不出头的。”
金河他娘顽固地拒绝按第一条嘱咐办，却严格地遵守了第二遗愿：金河爱干什么由他去，并不把他拴在土地上。她靠纺纱、织布、做小手工业维持生活。
所以金河说：“别人参军，头一条想的是打倒地主剥削，翻身保田。我想打倒穷神，跟你们学点本事。全国解放了，我既有一份功劳，也学了一身本事，改换下土里刨食的门风，过几天富裕日子。”
金河的兴趣并不只在点汽灯、做布景一些工艺上，他也乐于学文化、学政治。这么个散漫惯了的人，按说对军队的严格纪律难以适应，但他却很自然地就习惯了。行军时汽灯是用两个木箱装着、驮在骡背的，因此灯光组总要有人跟骡子走，以前这事由小江干。自从有了陈金河，小江摆起架子，把这活交给陈金河。1947年夏天，我们在鲁南打一个县城没打下来，遭到了敌人大股增援部队的反包围，半夜我们趁着瓢泼大雨突围，中途又遭到敌人伏击，政治部的队伍被冲散了(请原谅我说到我军偶然失利的事。这种事战争中本来难免，但文学作品中却是一忌儿我们突出包围圈已经天明，见到了饲养员陈宝河，却没见到陈金河和骡子，陈宝河说，他们本是一起行动的，遭遇伏击时，骡子被一发60炮弹打倒了，他从骡子身旁跑了出来就再也没见到陈金河。估计陈金河可能和骡子一块中了炮弹。我们一连五天，没打听到陈金河的下落。大家心情都挺沉重。第六天拂晓，我们强渡一条很宽的河。渡到对岸，敌机就发现了，向我们俯冲扫射。大家赶紧往高粱地里钻。几位女同志钻进一片高粱地，转眼间又格格笑着退了出来。丁世雄喊：“别出来，原地隐蔽！”她们宁肯冒险在路边卧倒，也不肯再进去。一些男同志就从她们身边钻了进去。到青纱帐中才知道，原来有个大小伙子，浑身一丝不挂，躺在地垄里睡熟了。陈宝河去踢了那人一脚说：“起来，穿上衣裳厂那人揉揉眼坐了起来，把陈宝河吓得倒退了好几步，尖声叫道：“你是陈金河魂呀，还是人儿呀？”
“我要是魂儿早把你掐死了！”陈金河咧咧嘴，哭不像哭、笑不像笑地说，“你的腿比兔子的还快，害得我好找了一夜！”
听到陈金河的声音，人们不顾敌机还在头上盘旋，全凑了过来。连女同志也扔开习惯的禁忌，大大方方钻进来了，吓得陈金河赶紧原地趴下说：“女同志别过来，谢谢你们关心，我挺好，就是衣裳叫水给冲跑了，等我找件衣裳穿上咱再见面吧。”
不知是谁扔了件军装上衣给他，他像围裙似的围在腹部。说是昨晚上他一人摸到了河边，看看没有人，以为我们早过河了，就赶紧下河追。昨晚雨挺大，河水又深又急，穿着衣服走不动，就把衣服脱下顶在头上。谁知一个浪头把他打倒了，再爬起来时衣裳早漂得不见影了。我们说：“你怎么不把衣裳抓紧些？”
他说：“咦！你们倒会说，我手里还抱着那个东西咧！”他指指身后的草丛，人们才看到那儿放着盏汽灯。
这以后不久，他就人了党，但仍未提干。陈金河自己对待提干也像他对待参军一样，既充满信心又不慌不忙。“特殊贡献”有时也要看机遇的。不久他的机遇来了。洛阳战役时，我们全团都上最前线去做鼓动工作，留下他和两个炊事员在洛阳城外一个村子留守。在前线上喊话，鼓动干了一夜，天亮后团长叫我和一个姓耿的同志回留守处取彩绸服装，准备做战地演出。留守处村西有个废了的破窑。还离破窑很远，就看见窑外站着个当兵的，端着支***，面向窑门一动不动像个泥胎。走近了，看出是陈金河。我们喊他，他不做声，只作手势，招呼我们快到他身边去。我们再走近些，就看到他脚下横七竖八扔着七八条枪，几个手榴弹。他说：“我这窑里捂着一窝狐狸，你们一人抄起一把枪来，咱把他们领回去。”
我们各找了一条枪，顶上了火。他喊道：“一个跟一个举着手出来！谁要捣蛋我这枪子可不吃素！”
里边答应了几声，陆陆续续有七个敌军举着手出来了。陈金河问：“还有没有？”
一个脸上有块伤的大个子说：“还有一个伤的，两个死的。”
“去个人把伤的背上，死的撂下，其余的排成一列站好！”
那大个子就钻进去背着一个头缠了绷带的敌兵出来。陈金河叫我们看着俘虏，他把地上那几支枪的枪栓全卸下来插在自己皮带上，然后对俘虏说：“一个捡一杆扛上，跟我们走！”
把俘虏押到村里，初步审问了一下。他们说是昨晚从九龙台突围出来一个连，叫我们部队一阻击，打散了。他们这一个班跑到这村头，看天快亮了，怕被我军发现，就躲进了废窑，正商议下一步怎么办，突然从窑顶上飞下个手榴弹，吭的一声炸了！当场两死一伤。其余的都吓蒙了，听到外边喊：“把枪扔出来。不交枪要扔小包炸药了！”他们赶紧把枪交了出来。扔出枪以后，又听外边喊：“现在你们就老老实实在里边休息吧，多咱喊你们出来再出来。”他们就在窑里老实呆着，天亮后从窑门下边望望，才知道外边就一个解放军。
我们问陈金河，怎么会跑去抓俘虏的？他说原是去解手的，蹲在地里，看远处，有天幕作背景，比站着看得清楚，就发现有几个人由西往东跑，头上是大盖帽子。他顾不上回去拿枪，皮带上原插着颗手榴弹。就提着手榴弹悄悄紧迫上去。这几个人走到窑跟前不见了。他估计是进了窑。他想他要从门口接近绝打不过他们，要在窑顶上居高临下，既利于进攻又便于隐蔽。就从窑背面爬上去。把耳朵凑到烟口上一听，敌人正在争论是继续跑还是先隐蔽下来。有人说马上天亮了，再出去容易叫八路军看见；有人说躲在这儿也不安全，要叫八路发现连队形也展不开，没有还手之力，还不如硬冲出去好。陈金河心想：他们一出来一个人可就捂治不住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再说吧！手榴弹一炸，里边乱了营。陈金河一喊里边就嘁哩咔啦把枪扔了出来。陈金河赶紧跑下去，捡起一支***封锁住了窑门口。
陈金河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班，上了部队的前线小报，立了二等功。丁世雄趁机把提干的报告打上去了。
打完洛阳，我们到黄河北休整了一个多月，然后又南渡黄河，准备打开封战役。经南渡河时我们是半夜渡的河，陈金河拉着驮汽灯的骡子和炊事班乘一条船。黄河中流，浪大水急，涛声震天。骡子受了惊，又叫又跳，这在船上很危险。他不顾一切夹住骡子的头，骡子挣扎，***撞在船帮上，走了火。枪一响，骡子倒安静了。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可是船靠拢南岸时，陈金河沉着地说：“你们把骡子拉上去吧，我上不去了。腿打断了……”
陈金河随船回到北岸，进了后方医院。提干的报告批下来时，他已复员回家当老百姓了。
1960年前后，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。丁世雄托人带来一封信，说陈金河来找过他。家中生活困难，请老战友们周剂他一下。他找了几个人，给他凑了30斤粮票，100块钱，打发他走了。因为知道我的状况也不好，所以没有通知我。我有点心酸。
“*****”初期，我在北京车站，碰上了临沂来串连的人。其中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是跟陈金河邻村的人。我就打听：
“你认识白村有个叫陈金河的吗？”
“那个瘸子？谁不认识他？”
“他怎么样？”
“完蛋了！”
“死了？”
“还不如死了呢！蜕化变质，成了个二流子。集体劳动不参加，整天背个土炮打兔子！听说队里分东西，比谁去得都快，粮也好，菜也好，那怕分两个生瓜蛋子，没他的也不行。给少了他还拄着拐杖骂，拍着那条瘸腿说：‘老子这腿是狗咬的？我看谁敢少给我！’他儿子儿媳嫌他丢人，跟他分开，前几年下丁关东了。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饿，也找儿子去了。现在就是他妈跟他在一块穷混！”
我惊异地问：“他娘还活着？”
“活着，也不是好东西，当过卖包子女资本家，现在剥削本性不改。不参加队里干活，缝盖帘，编筐，还上城里摆摊卖茶，专搞资主义这一套，前些天我们把她揪出来斗了！”
我说：“唔，斗了又怎么样？”
“她老实点了，不敢再发展资本主义了。可陈金河天天上队里来要救济粮了。支农的军宣队有派性，偏着他，说他是残废军人，没有饿死的罪过。叫队里给他粮！他当的是陈毅的兵！为错误路线卖命的饿死了不就臭块地吗？凭什么给他救济？”
那正是人与人之间老死不敢往来的时代，这消息我无法向别的老战友专递，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。过了几年，“***”倒了，我还未回到工作岗位，有一段比较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期。于是就找一些从牛棚、狗洞、大墙、干校出来的老同志，互相走访起来。我和丁世雄结伴去草桥看花，路上说了陈金河的事。他叹口气说：“这些年我们都自身难保，谁也顾不上谁，他还能跳着脚骂，还有要求救的勇气，看来比你我还强点呢！看以后吧！以后我们状况若有进一步的改善，应当关心关心他，到底是一个战壕里趴过的呀！”
以后我们的状况都改善了，而且改善的速度、程度都比预想的要快要高。老丁当了副部长，我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，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打听陈金河的情况。我开脱自己说：“刚刚恢复工作，先得干出个样儿来再顾别的。”后来，听丁世雄说，他问了山东的同志，说山东农村的情况大为好转，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：“既然农村普遍的都形势大好，陈金河的状况想必也好转了，不然他会来找我们告状的。”
春节前夕，突然接到丁世雄来的电话，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，有事情和我商量。
星期天早晨8点，丁世雄到了。他说陈金河到了北京，他们通过一次电话，约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。我问：“他来有什么事吗？”
“他说一来看看老战友，二来求咱们帮点忙。帮什么忙，见了面再说。”
“也许这老兄混的还不怎么样！”
丁世雄说：“一个残废人，又没文化，又没家底，混好了也确实不易。忙咱们要帮，可也要劝劝他，不能再那么吊儿郎当、又臭又硬。”
来到门口，看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。丁世雄办私事从不用公家车，但也从来舍不得叫出租车，他是月月买月票的。我说：“这是你为我雇的？”
他说：“陈金河的山东话我有点听不清楚，他说住在花园村一个什么招待所，那地方又远又偏僻，不知该坐几路车。再加上要接你，索性叫个车好了。”
“到底什么招待所呢？”
“那地方不会有几个招待所的，到花园村一打听就行了。”
上车以后，我们告诉司机，去花园村，并且问他可知道那儿有个什么招待所，司机说：“可能有个工会的招待所吧。附设在工人干校里。”
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个。
从劲松到花园村，走了足有一小时，因为星期天，这一路除去闹市就是去紫竹院、动物园的必经之路，到处受阻，好容易到了花园村，并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，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。
我们问招待所的工作人员：“附近还有什么招待所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旅馆呢？”
“西边有一家紫玉饭店，才开张的。”
我们说：“到紫玉饭店看看。”
司机把车发动后，问我们：“你们要看的这人是华侨吗？”
我说：“是华人，可不是华侨。”
司机说：“八成不会在那儿。”
往西拐了两弯，仍不见有旅馆模样的建筑。我问司机：“这紫玉饭店在哪儿？”
他一指右前方说：“那就是。”
右前方是一片古典式的青砖瓦房，雕梁画栋，很像是个整修过的明清王府。丁世雄一看就大笑起来，连说：“停下停下，调头别处再打听去吧，我们这位华人朋友不会住这儿的。”
车子停下来。正准备倒车转头，一个拄着拐杖闲遛的老头凑了过来，把头往车里窥视一下，司机忙喊：“让开，我要倒车，小心轧死！”
那老头却不理他，敲着窗户喊道：“丁团长，咋才来？下来吧，到了……”
我们俩辨认了半天，才认出来这老头当真是陈金河。按年纪他比我大，比老丁小，可看去却满头白发，一脸皱纹，比我们俩全要老出几岁。
我们下了车，问陈金河：“你住在哪儿？”
他指指那片“王府”说：“不就是这儿吗，电话里说了半天咋没听清楚呢？”
我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，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饭店，八字粉墙，虎皮石墙基，月洞门，抄手游廊，苏式彩绘，京式宫灯。远看像神仙府，近窥似帝王家，好一片豪华气派。陈金河领我们走进一间客房，里边沙发地毯卫生间、空调彩电弹簧床，竟是北京饭店的规格，民族饭店的设备！
我和丁世雄互相看了一眼，都露出惊讶的神情。丁世雄问道：“你怎么住到这儿来了？”
陈金河说：“我下了车先找铁道部的一个老乡，叫他帮我安排个住处。他就安排我上这儿来了。他叫我住哪儿我住哪儿呗！我看这北京的招待所摆设还就是不错哩！”
我说：“想必是他花钱招待你了？”
“谁说，俺住房子人家花得着钱么？我个人拿呀！”
丁世雄问：“你知道这房子一天多少钱？”
陈金河说：“不知道！我还没打听咧。”
陈金河出门找人沏茶，我看看老丁，忍不住大笑。
我说：“好了，不光有个陈奂生进城，这又出来个陈金河进城！可见高晓声不是瞎编的。”
老丁看了一眼桌上的住房须知，吐了下舌头说：“这房子一天45元！你还笑呢，回头这笔钱你怎么出哇！”
我这也才觉得事态严重。
老丁皱皱眉说：“这样，呆会儿我打个电话，叫我们部里招待所给他预备个床位，今天就让他搬走。前两天的房钱咱俩包了吧！老战友了，有什么办法呢……”
陈金河叫来个服务员，提来了开水，并为我们沏上了茶。
陈金河说：“我跟我儿子一块来的，他今天出去办事去了，就咱们老同志一块拉拉呱挺好，你们俩怎么样？”
我说：“老丁升官了，副部长！”
陈金河说：“在电视上我见他跟外宾一块吃饭啦，要不往车里一瞧就认出来了，你呢？”
老丁说：“他比我强，自由自在，你怎么样，比以前强点？”
陈金河说：“多少强了点。”
我问：“还背个枪打兔子？”
“还打，比先前打的少了，没功夫了！”
老丁说：“你也包地了？”
陈金河说：“前两年包了点，去年起我把地又退了，种地没多大出息。”
我问：“那你干什么？”
陈金河说：“跑运输哩，我这儿子下了几年关东，学会了开汽车，我包了辆大解放，他开车。我办业务。”
丁世雄问：“收入还可以吗？”
陈金河说：“凑合啦，我这回来就是找你帮个忙，买两样东西。”
丁世雄说：“你说吧，只要能帮忙的厂。
“头一个，彩电！”
老丁一笑，指指我：“你找他！”
我说：“我刚从国外带回来个20英寸的，可以让你先抱去！”
“一个干什么使？”陈金河把眼一瞪，“买一个彩电我用着上北京来一趟？”
“你要几个？”
“4个！”
丁世雄说：“你要贩卖去呀？”
“买还买不着呢，我能卖它？你放心，咱是党员，投机倒把的事咱不干！”
丁世雄说：“你还要买什么？”
“！汽车！”
“大解放？”
“不，小轿子。红旗咧、奔驰咧都行。”
“噢，你说要旧的，人家处理的。”
“要旧的干啥？新的。俺娘老了，我腿不好，闲下来想叫儿子拉着俺娘俩到处转转，不要旧的。”
我拍拍他脑袋说：“伙计，醒醒，说梦话啦！”
“我清醒着呢，咋说梦话？”
丁世雄说：“要不就是我们俩做梦吧？”
“谁也没做梦！”陈金河说着掏出钥匙，打开衣橱里一个皮包，拿出两张纸来。一份是和北京一个土产公司订的山货和药材运输合同。另一份是向铁道部订租车皮的议定书。他告诉我们，去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丫，他挣9万，今年比去年的运输量大了一倍，已经完成20％了。
“伙计，你当我是吹牛的？咱不是废物蛋呀！”
我说：“可前些年听说你队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，光扛个枪打兔子！”
他说：“干一天我挣不来一合洋火钱，出那个力干熊啊？政策合适了咱不是吃干饭的！当年咱参军为啥哩？就为了有一天得到凭本事挖掉穷根的机会。谁知道全国还没解放，枪走火，打掉了我一半力气，全国解放了，政策又走火！这下子又失掉了我的心气。革命还有越革越穷的理吗？连俺娘茶摊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，这辈子还有盼头吗？还不许我骂几句？你问问现在我还骂吗？我喊共产党万岁还喊不过来呢！过年的时候，我糊了灯笼，写上‘***万岁’，打着它在街上走，支部批评我说这不合政策，这叫‘个人崇拜’，我把它拿回家，挂在我床头上。不许个人崇拜！还不许我一个人崇拜？”
我们两人笑，他自己也笑。
我们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？他说刚实行包产那一年，他儿子、儿媳妇、老婆还都在东北。家中只有他和她老娘，两人加在一块不到一个劳动力。好地他不敢包，包了他也种不好。村北河边有一片盐碱滩，少说有一顷地，村里说50元钱就包出去，可50元也没人认。干部们就说，陈金河是荣军，包给你吧！你要有收成，爱给多少给多少，要没收成，一个子儿不要你的。他记得小时听他爹说，盐碱地可以长葵花，他用残废金买了百十斤葵花籽。不拉沟不分垄，漫天扬场地把它们全撤上了！没想到一阵雨水过后出了苗，这下可给他带来了希望。他就拄着拐棍认真去伺弄它们，到秋天一下就收了几千斤葵花籽，头一年就发了个小财。他按队上出的价加了三倍，闪了200元钱，寄了1000元给他儿子当路费，叫他们回来。
他说：“你寄封白信，说家乡变好了，叫他们回来，他们信吗？一百张大团结寄去，比什么都灵。他们拉家带口全回来了！”
这一下他就增加了三个劳动力。老伴种地比陈金河强，儿子会开拖拉机。陈金河一年发家，有了名，也有了信用。便向银行贷了几千元，加上自己的余钱，买了架带拖斗的小四轮，第二年下来他纯收入就是两万多元。这时，公社进行体制改革，决定把一辆130卡车承包出去，陈金河索兴把承包的地改为苗圃，专种树苗，由他老妈和老婆照顾。把卡车包下来交他儿子驾驶，小四轮拖拉机由他儿媳妇驾驶。卡车跑长途，拖拉机跑短途，陈金河拄着拐棍专门联系业务。以前陈金河背着枪打兔子，转遍了四乡，也算“名人”，如今成了致富能手，大会上作典型发言，报纸介绍先进事迹，又成了“红人”。熟人多，路子广，承揽运输业务十分便利，他又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：凡是公家运输公司不接受的业务他一律接受，凡是群众急需的任务，他降价包运。公家的汽车队，零担货不运，地方偏僻不运，路不好走不运。他全运。赶上春天送粪，社员忙不过来，或是上黄河出河工，路远又不通车，他免费服务。他救别人的急，别人有肥活也惦着他，永远不愁没货运。搞运输去的地方多，知道各地商品行情，他也集资买卖土产，长途贩运。从山东买了柿饼、核桃、大枣送到南方，从南方买竹子、南货带回山东。三弄两弄，他竟成立起个贸易运输公司来，请了个回乡知识青年当经理，他当副经理。新经理一上任就请人办了个汽车司机学习班，招本村的高中毕业生学开车，又买了两辆大轿车，专跑泰安、曲阜、青岛几个旅游点，在每个地方都租了房子，招村里的半劳力当服务员，兼营小客店。客店不求赢利，专作乘他的车旅游的人免费提供住处。他的车票和长途公共汽车一样，别人就抢着坐他的车，两年下来，几十万的纯利到手了。现在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快修通了。他们估计临沂要繁荣起来，来往客人会增多。现在还没发展城内的公共交通事业，他想先弄辆轿车试试，看弄个出租车公司可行不可行……
我和丁世雄简直像听“天方夜谭”！只从他那热烈、兴奋的神情上，说话的口气上，才相信这是几十年前拉骡子、挑担子、点汽灯、拉大幕的陈金河！
将近中午，他儿子回来了。他说在食堂给我们定了饭，我们也就不客气，一起去了食堂。
他这儿子，猛一看没一点和他相似之处。30来岁，膀阔肩宽，带着汽车司饥常有的豪爽劲。我们四个人，他竟订了一大桌菜，而且买了进口的烟酒，也许我们都是他父辈的人，我们说话他极少插言。话题又说到电视机时，我问他：“4个彩电，一定有一个是给你买的罗？”
他说：“俺爹没打我的份，我也不靠他买！”
“我不信厂。”
儿子说：“队里一个，幼儿园一个，文化站一个，他老两口不还要一个？能有我的吗？”
老丁问：“噢，你是替队里买的？”
他儿子说：“俺爹送给集体的，这是他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，去年他在庄上修了个开水锅炉，冬天免费供应全村用开水，前年他给小学校打了60套新桌椅，过年时……”
“少说几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！”陈金河斜了他儿子一眼，他儿子不吱声了。
我说：“老战友了，告诉我们这些怕什么？”
陈金河摇摇头，本来喝酒喝红了的脸，却透出了紫黑色。他叹了口气，呷了口酒，说道：“前些年，太穷了。也看不见个希望，我就破罐破摔，没皮没脸的混，成了党的浪子，群众的累赘！如今，如今我这个党员也得起点作用了，我当年入党时也是宣过誓的咧……”
他的眼转起泪珠儿来，为了掩饰自己，他赶紧端起杯劝我们喝酒。
分手的时候，已是半夜。劝他换旅馆，替他付房租的事我俩谁也没提。丁世雄认真地说：“想想办法，彩电、汽车都替他想想办法。老战友了……”
1985年3月20日于北京
服从命令搞创作
52年前，新四军宣传部编的小刊物“歌与剧”上发表了个相声脚本“国大代表”，署名“邓友梅”，主编张拓同志给我一斤柿子，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，拿到的第一笔稿费。
人们问我什么原因引起写作的欲望？其实我根本没欲望。上级命令，不写不成。
1946年，我在新四军当文艺兵。奉命演戏，奉命唱歌，奉命点汽灯。抗日战争刚胜利，我们跟全国人民渴望过几天和平生活之时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却告吹了，蒋先生甩开政协协议召开“国大”，在解放区引发怒潮。文工团要在群众声讨大会演点快板、活报剧之类小节目助兴。领导对我说：“你平时贫嘴瓜拉舌的挺能白话，用到正道上去，编个节目讽刺伪国大。”我说：“咱们不是正在排宋之的先生的《群猴》吗？”他说：“那是正经话剧！要搭台演出的，那用你吗？要你编的是在街头路边、联欢晚会上用的。不用多深刻，只要能揭、露敌人逗笑观众就行！”
我只念过四年书，识字有限，可是演过戏，戏演多了肚子里有水词，出敌人的洋相也不必有什么顾忌。我在发挥充分的想像力状态下连说带比划，编了个化装相声就叫“国大代表”，拉出去在群众会上一演还真叫座。我们团老作家张拓同志兼任“歌与剧”主编他正找演唱材料发表，看了演出就叫我把词抄到纸上送给他。我说：“有的字我会说不会写。”他说：“不会写就空着，我给填上。”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处女作。因为有不少字是他给我补上的，所以他给我柿子时还留下两个自己吃。
后来战争打起来了，文工团由搭台演戏改作火线鼓动工作。白天打仗出英雄事迹，晚上我们编成快板歌词演出。行军时则要随编随唱。部队在路当中行军，我站在路边看。看见走来的是炊事员，顺嘴就编：“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香，大葱煎饼白菜汤，同志们吃了打胜仗，又抓俘虏又缴枪……”战士们不管这有没有模仿痕迹抄袭嫌疑，听见唱的是他们，马上乐得合不上嘴，一边喊口号：“谢谢文工团同志打气厂一边加速前进。我见收到效果，也打心里高兴。感到总算为战争尽了份责任。宣传科需要文艺材料编战地小报，我记录下一段交给他们，油印出来，我就成了撰稿人。
那时候问我：“为什么写作？”我只会说：“服从命令。”但事过半个世纪。我才发现虽以执行命令开头，但坚持到后来就有了主观因素。事实是我爱上了这种劳动方式，它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。
全国解放，进入和平建设环境，再唱‘‘炊事员饭菜做得香，又抓俘虏又缴枪”没有人听了。我奉命换一种生存方式，从演出团体调到了杂志社。好在编快板编小说都是在“编”字上下功夫，我学起来总比学数理化容易点。就照葫芦画瓢写起小说来。195 1年，在赵树理同志编的《说说唱唱》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。
这时问我：“为什么写作？”
我的回答是：“木鱼改梆子，将就材料。人总要有一技之长。学别的没条件，只好写小说。”
写到1957年，惹出祸事，奉命停笔，改作体力活劳动。“文革”中在造反派关照下当了10年反面教员，本以为除了写悔罪书不会再动笔。后来“***”垮台了，***同志领导拨乱反正，又给了我艺术上第二次生命。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，写不写是态度问题。国家和人民的恩德无以为报，只好又拿起笔来。
难忘“七战七捷”——观电视剧《七战七捷》有感
我是怀着感动和感谢的心情看完电视剧《七战七捷》的。感动，是因它写得好，准确真实地再现了我军这段光荣战史，写出了我党我军领导者统筹全局、灵活坚定、英明果断、团结民主的风范，成功地塑造了毛**、朱德、陈毅、粟裕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伟大形象。感谢，是因为李传弟、梁泉两位战友完成了我无力完成而向往已久的心愿。粉碎“***”后，“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”在大会堂表演完，粟裕同志走上台来问候大家时，一位战友就对我说：“你应该写写‘七战七捷’！”我没有金刚钻，不敢揽这件大瓷器，可是我希望早日能有人写出来。
“七战七捷”不是一般意义的“胜仗”，是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，我们被迫自卫的“首战”。三年解放战争，胜仗我们打得不少，莱芜、鲁南、孟良崮，规模比它大，战果比它多，但那时我们已有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。大踏步前进，大踏步后退，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，已成为全体指战员的共识。“七战七捷”时，我军刚从“反围剿、反清乡”状态中走出来，因此，它在战略、战术上带有开创性！
抗战8年，新四军浴血奋战，在江南、苏中、苏北，从侵略者手中夺回大片地区，开辟了敌后根据地，建立了民主政权。减租减息，发展生产，人民参政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得到极大改善。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大部都还缩在大后方；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。蒋介石既要敷衍民众，也要取得调运、部署部队的时间，请毛**去重庆谈判，签订了“双十”协定。中国共产党真心希望和平，顾全大局，忍痛把一些根据地让了出来。当时，我和梁泉同志在新四军文工团，迎接广东撤来的东江纵队，慰问过浙江、江南北撤的部队，是含着眼泪工作的。可是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军舰、飞机载运到作战位置后，就毫不手软地朝我们开起火来！ 1946年3月26日，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外加两个旅，共22万人，在中原向我新四军五师发起突然攻击！接着蒋介石在南京向我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，限期要新四军撤出苏中，苏北，退到陇海路以北！同志们怒火填膺，纷纷写决心书，要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战斗成果，保卫根据地人民。可是形势不容乐观。从全国说，国民党部队有430多万人，主力部队都已换成美式装备。我们只有装备落后的120多万正规军。从地区说，苏中前线国民党有5个整编师外加交警大队，共15万人，而我们只有3万人。装备敌强我弱，人数我少敌多。
“七战七捷”，是我党我军统帅部、领导人之间团结无间，实事求是，讲科学，讲民主，讲党性之捷；是我军指战员勇猛顽强，前仆后继，为正义而战之捷；是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，保卫自己的生存权，民主权之捷！在这样的英雄军民面前，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，挥枪舞剑、气势汹汹也罢，口沫横飞、指手画脚也罢，都只能落得个丢盔卸甲、兵败如山倒！
电视剧《七战七捷》艺术地再现了这段辉煌历史，其作用是很大的。它让过来人不忘前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，继承革命传统，永葆战斗青春；让后来者体会创业之艰难，知道幸福生活得来不易，珍惜它保卫它，在***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，团结在以***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为祖国为人民建业立功。
梁泉和传弟是我的老战友。他们年大之后，离而不休，以笔代枪，顽强拼搏。《七战七捷》写得既合历史真实，又有艺术魅力，叫人看得有戏有益，有趣有嚼头。最可贵的是塑造出粟裕这个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。毛**、周恩来、陈毅等一大批革命领导人形象，都写得性格饱满，有声有色。
初进上海
从电视上看到，南京人在举着火把庆祝大军渡江35周年，这才想到，过长江、打南京、进上海，已是1/3世纪前的事了。
35年前4月22日晚上，我们到达八圩港待命，同志们站在岸边，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春水、望着江南的火光，真是感慨万千。“我们要过江了！要解放全中国了，要成为国家的主人了！”胜利者的喜悦和自豪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。大家坐在江边谈了多半夜，谈话的原词句我已记不清楚，但是那中心内容，我并未忘记。说起来惭愧，竟连一句电影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说的豪言壮语也没说。大家这一时刻，对国家、对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强烈的，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最多的倒是谈自己和别人的缺点。因为同志们心里的一个共同感觉是“胜利来得这么快，自己太缺乏准备。怎么能带着这些毛病过长江去呢？过了江我们每个人在群众面前都是党的代表、都是军队的代表。咱这样儿行吗？”
23日下午，我们渡过江，到了江阴，随后是进常州、进苏州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那一阵每个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来了。本来一向军风纪不整齐的人，注意起自己的皮带扎得正不正，绑腿打得紧不紧了；本来爱调皮说怪话的，变得严肃庄重了；本来生活上有娇气的女孩子，这几天竟然比在艰难的环境中更能吃苦了。而且，大家的脾气也好了起来，互相间团结的气氛也更浓，不大发生在吃败仗时(请原谅我的实话，我们的队伍偶尔也会打败仗的)同志间说句笑话就火冒三丈的事了。
这样一种自尊自爱的情绪引出很多好人好事。
至今上海一带的老人，回忆起解放军进城时，那种严格的纪律性，高度的自觉性，仍然赞不绝口，怕都和这种情绪有点关系。别人当时怎么想，我不清楚。我自己经历的几件小事是记忆犹新的。1949年5月25日晚，我们从苏州的木镇出发，乘卡车奔赴上海，从半夜就下雨，路上车马又多，一路总抛锚，直到第二天天黑才从造币厂那边进入上海，雨还没停，不知为什么又在上海市内兜起圈子来。上海人十分热情，卡车每在一个地方停下，不知从哪里就会聚集起一堆人来，围着车子鼓掌，呼口号、扭秧歌。走到金神南路，车又被群众围住，喊跳之后，有人站到卡车前发表起演说来：“1945年国民党进上海时我们也这样欢迎过，可是他们叫我们失望了。我们抛弃了他们。希望今天这个欢迎会不再带来失望，希望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，希望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……”那时我们都很年轻，被群众的情绪激动得热血沸腾，也跳到车顶上去讲话：“我们是人民的队伍，我们永远和上海人民团结在一起，建设新上海！”这样跳呀，喊呀，走走停停，直到后半夜才找到个驻处，竟是静安寺路汤恩伯的公馆。
这是一处极精致、极富丽的住宅。一切设备在那时代都是最先进的了。司令先生走得仓促，室内一切都原样没动，餐柜上摆着菜点、厨房里放着整箱的法国名酒，冰箱中有现成的各种食品。墙上挂的，桌上摆的，箱中装的东西且不说它。当时正逢夏天，各个房间里都摆了几把团扇和折扇。每把扇子上的画幅和诗词看落款都出自名家。试想一下，若在“*****”期间，这么个华贵官邸，又确切无疑是敌产，突然闯进上百名饿了一天一夜、淋得透湿冰冷的造反派老爷会出现什么景象？当时这些大军——真正在火线上和敌人拼过命的“大军”，不是“文化革命”中专拿皮带、木棒凌辱革命者的“造反大军”们，一连住了几夜，整幢房子连一块糕点、一把扇子也没有丢失。检查纪律时，只发现放在地下室一个桌上的半瓶“威士忌”挪了位置。追查的结果，是一个战士见上边都是洋字，以为是药水，拿来要为一个战友治咳嗽，发现不灵，赌气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。解放军的纪律当然是严的，但再严的纪律，若不自觉遵守，也等于零。那一天，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我在饿得发晕、房中又只有我一个人时，看见床头桌子边那一盘糕点，实在想吃，甚至馋得有点睡不着觉。只是觉得一个革命者、一个肩负解放全中国重任的战士，伸手去摸那东西太丢人，太不自爱，才忍下了要吃的欲望。
过了一天，苏州河北解放了。我们移驻到新雅酒店。文工团要演出，领导派我去买几盒化妆油彩来，我们以前用的油彩，是金城工业社出品的。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门，就跟人打听金城工业社在哪里？人家告诉我在打浦桥，(也许是提篮桥，记不清了)我又一路上问打浦桥在哪里？走到外滩公共汽车站，我向公共汽车司机打听路，那司机说：“不用问了，你乘我们车去好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没钱买票。”(因为领导给我的钱是买油彩用的，没说可以坐车)车上好几个乘客便说：“上来好了，欢迎解放军，我们替你买。”我再三谢过他们，仍然步行走了下去，路实在远，而且又热又渴，那汽车对我很有诱惑力，但又感到，走下去，虽然累，心里倒是踏实、欣喜的。
这两件小事，我从未对人说过。觉得说出来实在显出我这人精神境界不高，政治上也幼稚。后来干脆连想也不再想起它。“*****”中，造反派封我为牛鬼蛇神，叫我给他们用板车拉取暖的煤。派来与我同拉一辆车的，是位上海出来的老艺术工作者。
路上悄悄谈起当时许多怪现象，他感慨地说：“上海解放时，我才20几岁，是自动冒着雨跑出门去迎接解放军。那时的解放军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是真好，群众怎么会不爱戴？办的每件事都为群众着想，人民怎么会不拥护？那股劲头要一直保持到今天，中国该是怎么个样子啊！”于是我又想起这两件事，并且觉得也并不见得精神境界多么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。对于信仰的理论，那种虔诚态度，那种一丝不苟、身体力行的作风，究竟是好的。即使所做的事细小琐碎，也比那说空话说假话言行不一的好；那种革命者的自尊感，尽管难免还有幼稚、简单之处，究竟要比造反派们把别人不当人，把自己也并不当人的野兽哲学光明正大。
那天我拉完车回到牛棚，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场即兴演说，我想。我们那时太单纯，真正缺点在于天真轻信，没想到在我们队伍里还混有张春桥、***之类劣种！我想，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由我们这一批毛头小伙子组成的，想把我们的党和军队搞垮怕还不会这么容易！可惜我不一定会看到雨过天晴的日子了。
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么悲观，老一辈的革命家们，竟以闪电的速度、霹雳的声势，迅速果断平息了这场灾难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发言权。今天如果在原来的金神甫路那条街上，又碰上35年前参加过那个即兴欢迎会的人，我们可以挺着腰板来大声讲，当年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，我们的诺言不是空话：“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，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。”
开国之日在南京
来到这个世界上已过了两万多个日夜。但留下清楚印象，能久记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数，粗估一下绝占不了总数的千分之一。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。
那一天我在南京，当时的身份是新华社华东海军支社的见习记者。
我说的“久记不忘”，不是指天安门上的开国大典，南京人民的庆祝游行。这个谁也记得，印象都差不多。难得的是还记着几件只与个人有关的小事。
早已得到通知，作游行准备，10月1日早上集合好游行队伍在本单位门前听广播，只等毛**一宣布：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……”马上就开始游行。这早上我和海军的队伍站在前“交通部”门口听广播，听完毛**的讲话，还没动身，电台又现场直播起天安门前游行的盛况：“走在队伍最前边的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仪仗队……海军部队穿着崭新蓝色军装正接受检阅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别的队伍还没反应，海军的队伍却响起一片欢呼。欢呼后就急着打听谁知道新海军军装是什么样？ (当时华东海军还完全穿着陆军军装，只不过胸章上写的是“中国人民海军”。)
有个人一指，我就顿时成了“权威人士”。因为在场的只有本人穿过新军装！我便眉飞色舞的给人家介绍起海军军服的样式来。
大约半个月前，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兼宿舍的屋里看书，通讯员来喊我说：“主任命令你马上去办公室，有重要任务。”我想必是有重要新闻要我采写，便跑步到了政治部。一进主任办公室，只见坐了一堆人，除去主任、部长还有参谋处、后勤部以及被服厂的人，正围着一堆衣服说笑。见我进来主任就说：“给你个光荣任务，把这几件衣服穿上……”后勤部同志就提起一件蓝色的海军士兵服给我穿上，又在我头上扣了一顶水手帽。主任喊道：“立正，齐步走，向右转，立正，敬礼……”我照口令动作，旁边的人就发表议论：“袖子太长了点。”“帽顶还太小。”又问后勤部的人：“为什么这大领上是四条横线？怎么全身没一个扣子？”后勤部的人——作答：“四条线代表中国四大海域，海军士兵服装照例只系带子，为的是落水脱衣方便……”穿完士兵的又叫我换上军官服，白军服大檐帽，蓝呢军装蓝呢大衣……
原来叫我来是当衣服架子，试穿新制的海军军装，供领导评判，提意见。有位科长解释说大楼里别人全有事出去了，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身上。
这样，新中国成立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军装作广告。我说得很得意，大家听得也挺高兴，过后也就忘了。最近从报上知道服装模特成了最时髦、最先富起来的行业之一，这才又想起这段光荣历史，怀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国第一个军装模特！但不知能否从这里找到点腾飞之路。
听到出发口令，我就带着一脸高兴走上街头。游行前记者们都划定地段，分配了采访任务。重大新闻轮不到我写，我的任务是写游行花絮，而且只限定写从新华日报社到“国民大会堂”这一小节路上的情况。我观察了些什么如今已完全忘记。只记得队伍过去后我就到新华日报楼里去写稿发稿。大会规定，所有记者采访完都到那里去写稿。随到随写，随写随发，新华日报为此专腾出一间大厅来供记者们自由使用。来人中既有军队记者也有地方记者，有官方记者也有民间记者。(当时南京最大的民办报纸似乎是张友鸾先生主持的“新民报”)在那个日子里，人们满怀喜悦，互相毫无戒心，不论穿军装的穿便衣的，穿列宁服的还是穿西装的，大家一见如故，欢声笑语，大厅门外就成了全南京记者们相识、交谈、聚会的场所。
我写完稿跟刚相识的新民报一位记者闲谈，猛抬头忽看见从外边大步走来一位军人。顿时吓得我把说了一半的话停住，下半忘了要说什么。
那记者见我神情有异，忙问：“你哪里不舒服？”可我顾不上回答他。
原来从我们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的有两个人，另一位比我年纪大，修养高，学问深，本事强。名叫***。正当他连续发稿件，引得我羡慕，老同志赞许时，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在进军的途中与敌人遭遇，光荣牺牲了。大家听了都很难过，一时间还成了议论的中心，正要打听花圈往哪里送。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来了，错了管换，正是这位***！
他见我发愣，就首先伸手问好。我觉得他手并不像传说中来自另一世界的那么透骨寒冷。便迟疑地问道：“你不是已经当了烈士了吗？”
他说：“那是误传。我要赶着发稿，咱们回头再细谈。”
这一回头就回了40余年，至今也没再谈，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而复生的。只听说他一路春风得意，后来还当了新华社军分社的领导成员。确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。当时见他意外地出现，实在是增加了我的喜庆感和对那个节日的印象。
我发完稿后游行队伍已经转到了挹江门内地方，我又追上去，追到一半只听半空中有人喊我，抬头一看在一座小洋楼的阳台上站着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拍照，见我抬头就招手叫我也上去，我就进了那洋楼。只见屋里有更多的熟人，有的坐在沙发上休息，有的在喝茶。我问这是什么地方？人们告诉我是“苏联大使馆”。我军进城，许多大使馆，包括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馆都还原地不动的在观望，可苏联大使却撤走了。别的使馆大使虽然没走，但都门户紧闭，这里大使虽然走了，留守人员却一直站在阳台上为游行队伍鼓掌，并开辟出主客厅来为记者们当休息站，并借阳台给摄影记者拍照游行的人。我很为这种友好态度所感动。后来我搞了外事，有机会多次出入前苏联在北京的使馆，那地盘可比南京的大多了，但印象却没那个深刻。
这一天庆祝高潮，更像是在晚上玄武湖里的游园会。
那晚上玄武湖免费开放，除了放烟火，划船，还搭了十数个舞台，集中了全南京市的文艺团体举行庆祝演出。演出的节目可谓百花齐放。既有音乐院教授双手捧着肚子唱“小黄莺鸟”，也有舞厅的流行歌手，耍着两个沙沙响的大锤，扭动着腰肢，带着神圣表情唱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。近来在电视上看到当代歌星们的表演，怀念起那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姐来。怀念那种虔诚的神情，认真的台风。
我在两个露天台前停留最长，一个是京剧，唱的是“四进士”，挑班老生是李慕良！李先生本是马连良先生琴师，马先生去了香港他没去，马先生留在香港。于是他就放下胡琴粉墨登场自己唱起马派戏来了！唱得还真地道，马派戏迷闭上眼把他当马连良听。另一台是话剧，由当时在南京的著名演员临时组合，现编现排了一出戏叫“国民党一团糟”，里边有我们的新战友老明星黄宗江，还有一代名伶戴涯，齐衡……宗江演个穿蓝长衫的国民党元老，在戏快结束时歇斯底里地叫喊：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……”随后就晕倒台上。这大概是宗江最后上台，此后就退居幕后专门炮制电影剧本了。数十年后有次我跟他提起这档事来。我说：“你们那台戏演员挺好，可剧本实在不敢恭维，惟一的好处是确实体现了一团糟这三字。”他却说：“可我很留恋那个戏。那种亲密无间、团结合作、振奋向上的气氛几乎是空前绝后的。几十年来再也没见到了。”
重返临沂
46年前离开那里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满是“慷慨悲歌上战场”的自豪感，没多少惜别之情。近年回首往事，却常想起这个地方来——原来我也有过美好的少年时期，在临沂……
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看一眼那个地方，看看我第一次演戏的那个土台；看看自己学写诗句的柳荫；看看偷吃过老乡萝卜的河畔菜地；也看看我们新四军文工团驻过的旧宅。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我们挨过陈毅军长的“骂”：“听说你们不安心，不想作文艺工作，要下战斗部队。见鬼，我还不想当这个军长，愿意当文人呢！有什么办法？组织这么安排，我就得服从。我服从，你们也得服从，谁叫我们要革命呢！”随后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讲文艺观点：“我们有两只手一个屁股，一只手伸向外国，一只手伸向古人，外国的古人的好东西全抓住，可屁股要牢牢的坐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……
我想：能再去临沂，那必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。
我真的和赵大年、顾工结伴登上去临沂的火车时，心情却并不轻松——我问顾工：“除去对少年时代的追忆，对当地人民的怀念，那地方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？”
临沂建城始于鲁哀公三年，可到了民国三十几年人们还用建城时的劳动方式耕田、挖煤、烧陶。偌大个华东解放区“首府”，发电厂设备就是一台小柴油发电机，晚上开动时，也只供少数单位办公用，开会、演戏还靠点汽灯。一头骡子拉着大铁轮转磨，就是修械所的“动力车间”，全厂车床的转速都没准谱，全由骡子脚步快慢而定，看骡子的工人偷空去点袋烟，全部机器就要停车。老百姓说：“能过上你们公家人那样的生活，就上天堂了。”因为公家的“铁饭碗”里不光有高粱煎饼小米饭，一天还有三钱油三钱盐一斤青菜，地方干部每年发几尺土布，按各自喜欢的样子去求大娘大嫂们缝制，穿出来倒也整齐划一：全是蓝布裤褂头上包条羊肚手巾。足见这是公认的“标准干部形”。三年发一床棉被，不要棉被可以做件大棉袍。穿棉袍时谁也忘不了弄根带把腰扎上，不然就很可能受到非议：“有棉袍穿已经够阔绰了，还学大人先生的模样不系腰，给群众造成什么影响？”
10年前我旅行从那里路过了一下，匆匆一瞥就不敢再细看，——看到的还是见过的。我希望这10年它有变化，可又不敢期望太大，起点太低了啊。
带着这样的心理下火车，半天我都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。火车站前是个小公园，再过去是好宽好直好洁净的大道，大道两侧满是新盖好和正在盖的高楼，造型色彩虽比不上深圳广州，可也称得上新潮。安顿好住处后，就到宾馆会客室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，接待我们的是一男一女，男士穿一身绛色西装，谈吐爽朗风趣；女士穿港式大花毛衣，接待热情诚挚。介绍情况如数家珍，应酬交际大方自如，不仅很“知识化”还有“管理专家”和“公关经理”的气派。我感到和手中拿到的名片就怎么也对不上号，名片上印着，男士是市长，女士是书记！
我就睁大眼去看工厂和农村。
先看染织厂。据材料介绍，在市场疲软，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，这个厂去年居然完成利润计划600％多！产品打进了日本、南韩、美国、西德等市场。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？人们说只因换个新厂长。原定全年计划利润15万元。谁也认为完不成。这位厂长一通改革，除了补上亏损的四十几万，全年还创利101万……
我就找到这位厂长郑兆明。看样子像个机关干部，一问果然，他虽然学的是企业管理，毕业后却一直蹲机关。去年这个厂赔得不行了，才把他调来专业归口。他说：“我没独到的创举，只干了今天到处都在干的事，我不过比别人早干了几天。”
农村我去了沈泉庄，我小时曾在这村场院里演出节目，记得它那破败相。“沂蒙九章”中对它有细致的描述，说它变化很大。我读后理性上“认识”了，感情上却没“认可”。等车子把我拉到一片白墙红顶欧洲风格的楼群中，告诉我已经到了沈泉庄时，我才对自己的判断发生动摇。我仍不肯认输，偏不按主人的安排行动，叫车停下后自己任意闯进一户人家。想突然袭击看到点“真实情况”。女主人很大方，听说我从远地来，就打开所有屋门任我参观。经过教训，我看到楼下厅堂里摆满现代的家具和电器已不吃惊了，我想真能表现生活水平的怕还是内室，就登上二楼。果然，二楼挺宽敞的屋子里却空空荡荡，只在靠一头放了张小桌，桌上堆了件什么旧机器，屋当中摆了两把椅子。我想：“这才符合实际。此地农民能住进欧式楼房，把楼上大面上装备齐全就够史无前例了。若说他们都成了阔佬，全部生活都是现代化，总难免有点水分。”想到此就停下脚不准备再上三楼。女主人见我停步，却笑着说：“这间屋是俺放电影用的，俺那口子嫌电视上人太小，又没好节目，自己买了电影机，租片子来自己放。俺们住屋在楼上，没关系上去看看吧……
我看过三楼就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。小声问身边陪同人员。“能问问这户人家趁多少钱吗？”他说：“别问，问也不能说，他不是这村拔尖的。至多是个平均数！”
“平均数是多少？”
“这村总共400多户人家。去年光窑厂纯利润是1000多万元，每户平均2．5万元多一点……”
超过厅局级干部的工资10倍！
为了看看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的王廷江怎样管理企业，我们看了陶瓷厂。这个以“摔泥巴”为业的地方，竟比有些食品厂整洁光亮；工人自检质量，比顾客还挑剔。怪不得来谈生意港商说：“只要王先生当厂长，我马上投资！”
我特意到欧式楼房背后看了那些正待拆除的旧草房，在那里才找到过去沈泉庄的影子。站在洋楼和土房之间，我沉思良久，提出条建议：“别把那住了几千年的旧房全拆了，连纺车，石碾都留一套。好叫以后来的人有个比较，告诉人家仅仅10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生活的。”
当然并非村村都像沈泉庄。去看我们文工团当年驻地之前，人们就告诉我“你要有个思想准备，那个村变化不大，为此他们连村名都改了，原来叫陈家白庄，他们嫌这个‘白’字不吉利，改叫陈家‘胜’庄了。”我尽管作了思想准备，可还是“准备不足”。那村本和县城隔着八里地的农田河滩，如今和城区连成一片，庄外一片低洼地成了繁华热闹的市场，卖牛仔裤的摊子就摆在我和画家彭彬、诗人顾工住过的那家后墙外。来到村中四顾，眼前新房成群，一片生疏。只有人情如故：乡亲们听说是文工团的人回来，都围上来问候。并指着顾工叫他少年时的名字：“顾菊楼！”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丁峤回来过，听说白文去世了，并且问：“董克娜还演不演戏？茹志鹃也老了，也不扭秧歌了吧！”还说这村里老人看电视时，有一个广告是百看不厌的，作广告的是李铁牛啊。我们聚在陈金田家喝茶。我们驻在这村时，金田就地参军，当了丁峤的通讯员。开封战役挂彩后，身残退役，一晃过了40多年，如今也两鬓斑白了。听说这村发展不大，我还暗地担心他的生活境遇，到家一着，家具成套，电器齐全。那幢大瓦房宽敞舒适绝非丁峤的副部长公寓房可比。金田说去年曾参加旅游团上北京，乘地铁下错了站，把时间耽误了，没见到我们这些老战友，为此他还打算再参加一次旅游团……我悄悄问大年：“以你看我这位战友有多大家当？”他说了个六位数，我吓得半天没合上嘴。我说：“金田，听说你这村发展不快，我还以为你发愁呢，原来不快的水平就是这样啊！依我看你们也行了……”
金田说：“我咋这容易知足？比比五里地外的沈泉庄呀！得找差距呀。”
高楼洋房，仪表风尚只是表象，我看到根本的变化是临沂人的观念。从上到下都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，拥护***同志讲话出自真心。官方敢于坚持贯彻党的政策，而且有创造性；民间敢于放开手脚发财致富！不怕枪打出头鸟。他们悄悄的但自信地对我说：“只要党的政策不变，80年代看广东，90年代就看咱们山东。不信你十年后再来瞧！”
我相信他们的愿望会实现。我没顾上更多的去寻访旧迹，可我一点也不后悔。像40年前一样。临沂再次给了我信心和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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